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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黄帝内经》对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奠基

作者:2015-04-27 14:3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中医生命伦理思想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基本认识和理解,是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生命和人生理念的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体认和演化,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在中医学中的具体表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同时也是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原典”,是中医生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其核心理念是整体生命观,表现为:五脏一体观、形神一体观、疾病诊疗一体观、养生一体观,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它在《黄帝内经》中是以“天人同构”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形式表达出来的,并且奠定了中医取象比类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比较全面地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嘉祐年间,高保衡、林亿、孙奇等奉诏校医书,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里写道:“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意思是说,《黄帝内经》结合天地间的种种事物,来讨论人体有关生理、病理等方面的医学问题。这便是《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整体恒动”的指导思想。它涉及哲学、天文、地理、气象、兵法、社会、历法、阴阳等各个门类。《黄帝内经》与世界上众多的其他医书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本单纯的医学著作。它的理论精华和光辉成就不仅一直煦育着历代医家,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思想的具体表述。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尊之为“医家之宗”。书中贯穿始终的整体生命观念,强调人应顺应自然、对应自然,以达到阴阳平衡,百病不生的健康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是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源泉。

  一、《黄帝内经》整体生命观的理论基础

  中医学理论在创建时期,经历了从“气”出发,经由阴阳、五行学说,逐渐建立人的身体以至“心性”的理论路径。马伯英先生说:“气、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自然哲学理论构成的核心。先秦哲学的规模和态势为它们渗入到医学中准备了充分条件。”中医学在认识生命本质、探索健康与疾病规律的过程中,逐步概括、抽象出其特有的生命哲学思想理论,概括地说,就是以“精气”为人的生命本体,由此形成了有关生命存在之思的自然前提和本体论基础,可以称之为“生”之伦理;以阴阳表述人的生命存在和运动的根本属性,进而转化为生命存在和运动的根本规律与核心法则,或可称之为“命”之伦理;以五行演化阐述人的生命结构特征和疾病健康转变的规律,为理解中医学视域中的“生─命”伦理秩序奠定了结构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一)《黄帝内经》“精气”学说与中医学的“生”之伦理

  首先,“精气”是人体生成之本原。《黄帝内经》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而气的运动性,气运动的动力来自于自身,气的运动又构成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阴阳太极图,就充分体现了气的运动性特征,其中的S形曲线恰恰表达了气的运动变化特征。精气是天地万物联系的中介和纽带。天地精气化生为人,表达了《黄帝内经》对人类产生进化过程的观点。《灵枢经·本神》讲道:“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其中德者,道也,规律也,即天赋予人以生长发育的遗传规律。另外,《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明确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都强调人是自然界最精粹的物质所构成,要顺应自然界的生长发育规律。

  其次,“精气”学说奠定中医学个体得天地男女精华而生之伦理。精气学说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重要学说,这个时期也是中医学理论构建形成时期。该理论就自然地运用于中医理论之中,用来解释人类的生命起源、人类的形体结构、人体的生命活动生理现象,在临床上指导疾病的分析诊断治疗。中医精气学说是直接照搬哲学的精气学说理论概念而形成的,哲学中的精的含义就是中医学精的含义;哲学中气的概念直接搬用到中医学气的理论学说之中,并形成了“元气、中气、阴气、胃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为主体的中医学气的理论。精气是构成人体的本原,由此也形成了中医整体生命观,其一,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二,人与自然界环境是一个整体,精气是宇宙万物互相联系的一个中介,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统一和相互联系是借助于此的。《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明确提出,四时与五脏之气相通相应,它们的消长规律是同步的。人的生命整体是得自然天地之精华而生,顺应宇宙自然中规律而成长的,此乃人“生”之伦理。

  (二)《黄帝内经》“阴阳”学说与中医学的“命”之伦理

  首先,“阴阳”是人体之属性。阴阳学说不但在中医学理论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各个层面都有深刻的影响。阴阳是中医学描述人体内部,人体与周围关系属性的符号,是借助中国哲学思想概念运思的具体表现。人体阴阳属性和变化也预示着人体的健康、疾病转归乃至于生命的寿夭。北宋吕蒙正曰:“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命和运意思相同,但分开来说的话,“命”是与生俱来的运气,天注定的。“运”是后天下降于自身的,有机会、运气的意思。“能”是动词,掌握、控制的意思。“时机、命运、运气,不是人所能掌握的”。但是,人类可以努力地去认识、预见、预防。阴阳是中医学用以表述人体时间性存在的术语。人体的生存要遵循自然节气的时间运行规律,顺之则生,逆之则病、则亡。此所谓:“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万物不生。水不得时,风波不作。人不得时,运限不通。”所以,阴阳是中医学时间性质的“命”之伦理。

  其次,阴阳学说表达了中医学人体自身属性关系平衡转换之伦理。《黄帝内经》把阴阳理论引入中医学是为了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解释人体的生理机能;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与辨症;用来指导养生及疾病防治。阴阳是对事物存在属性的归纳,而不是有关事物本体性存在的知识,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对立双方的概括。阴阳学说是专门研究阴阳概念的发生、内涵、特性,阴阳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运用的知识体系。阴阳学说主要运用在自然哲学和医学范畴中;用阴阳学说去分析的事物必须相互关联,没有相互关联的事物不能用阴阳学说去分析研究;阴阳既可以认识具体的物质,也可以概括事物表现出来的功能状态;阴阳的存在是对立统一的,对立双方既存在统一性,也有相互制约和对抗的矛盾关系。《黄帝内经》表达了人体的动态平衡,阴阳转化,对立统一的生命伦理意境。

  (三)《黄帝内经》“五行”学说与中医学的“生—命”伦理

  首先,五行生克是人体脏腑运行生存之规律。五行对于中医学既有空间性的具象体现,也有时间性的抽象表现。五行取自自然界的五种物质和五种物质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变化规律。这一中国古人的智慧思想,帮助中医学认识自然、社会、人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五行特性理论帮助中医学归类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总的来说,五行理论勾连着中医学精气物质和阴阳属性,构建了中医学空间和时间性的生命伦理学术思想。

  其次,五行学说构建中医学人体自身和外界相互关系“生—命”之伦理秩序。由五材说逐渐抽象出五行概念,首先抽象出了五行的概念;其次在五行概念的基础上总结出五行属性;最后提出五行运行的规律理论,这也是根据木火土金水五种事物的作用、特征总结出来的。五行学说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战国的早期,这个时期逐渐总结出了五行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开始提出五行相互关系时比较笼统。《国语》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此种说法,有把五行作为形成万物的组成元素的意味。但已经开始把五行脱离了五材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物质属性,成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最早的五行相生关系是用父子相生的关系比喻,后来在《难经》中才用母子相生的关系作比喻表达。此外,还认识到五行之间还有相互制约的一面,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制约。《孙子兵法》曰:“少水难以救火,杯水车薪。”直到《吕氏春秋》中才明确地总结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并且用五行生克关系来解释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中的生克现象。把五行学说用于医学理论,并且丰富发展了五行学说,是在《黄帝内经》中体现出来的。五行学说形成时期,也是中医学理论急需整理提高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时期。所以,中医学在这个时期就自然地借助当时的哲学思想(精气、阴阳、五行)搭建了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平台。在医学领域,五行学说成为具有医学内涵的五行学说思想,而不是单纯的哲学理念。并据此描述了人体五脏六腑相生相克的伦理秩序。

  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哲学理论的核心成分,被中医学理论所吸收,从而构建了中医理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养生等一系列理论,成为其医学理论基础的核心,同时,阴阳五行理论也借助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在历史长河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医学把人和人的活动看作宇宙天地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其理论形成和发展中同时关注“天道”与“人伦”这两个核心理念,虽然强调人的生命的高贵,但更重视人与天地万事万物的和谐相处。在中医学中,有关生命产生的知识,人体五脏六腑和气、血、津液、经络按照阴阳、五行理论而形成的认知,无不体现人与天地相参、相“象”、相应的理论思路。在对疾病的认知方面,也体现出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乘侮的自然哲学理念的特征,中医学因此认为疾病是可知、可防、可治的,只要人自觉地按照天道的规律而行人道,就能够延年益寿。《黄帝内经》吸收中华传统思想的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构筑了中医学整体生命观的哲学基础和伦理形态,并运用其具体阐述了人体生理、疾病诊疗以及养生等一系列思想理论。

  二、《黄帝内经》整体生命存在的具体表现

  《黄帝内经》在探索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过程中,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孤立的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而是从个体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体与自然及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中宏观地把握生命规律,认为人体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即脏腑关窍之间是不能分割的。在功能上,各个脏腑之间的功能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又是相互影响的。就人与自然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医学认为人是构成大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密切相关的,把人类的生命活动融入到大自然的活动当中。人是一个生物体,又具有社会属性,每一个人都是构成社会的一员,人影响着社会,社会环境也影响着人的生理和病理。因此在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乃至养生保健时,既要考虑人体自身的结构,还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人和社会之间的统一问题,这就形成了中医学独具特色的整体生命伦理观。

  (一)人类生命的自然整体性存在

  《黄帝内经》对于人身整体生理观念表现为四个层次。

  其一,五脏一体观。即将肝、心、脾、肺、肾用木、火、土、金、水加以表示和规定,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属性规律阐述五脏功能。《黄帝内经》围绕着人体内部的脏腑关系,把人体内的脏腑概括为:肝、心、脾、肺、肾为核心的相生相克的五藏系统,把人体内的气血津液多种物质纳入到五藏系统之中,用五行哲学理念中相互制约、相互资助的关系来表达人体五藏系统之间的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关系。如《素问·玉机真藏论》、《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五藏生成篇》这些篇章中充分运用五行学说的相关内容,阐述物质一体观。《黄帝内经》的五脏一体观是借用了五行的理论来构建的,但在构建过程中和构建之后,并没有受五行学说理论框架的约束,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根据人体生理病理情况,用五行的标示来表达医学内容。

  其二,形神一体观。形,就是形体,《黄帝内经》所说的“形”,广义是指人能够看得见的形体,狭义是指人体的筋、脉、肉、皮、骨,也称为“五体”。神,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指生命活动,广义之神;第二是指心理活动,狭义的神,通常所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情感等;第三是指神对形的调节支配机制。形神一体,《黄帝内经》认为,人的活动依附于形体,形体是神的载体,形体在神在,形体散神则亡。人类生命活动凭借形体作为载体,形体活动的表现是神,是生命,二者高度统一,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黄帝内经》用形神一体的观点来解释生命活动,任何生命活动的发展都存在于一定的组织器官等载体中。这个观点在《黄帝内经》中还用于构建了“养生学”。养生的过程在于,既要调养形体、又要调养精神,养神和养形要高度地统一。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充分表达了这个观点。认为人生活在自然界的四季当中,要适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季变化,根据四季变化特点,调整自己养形、养神的方法,养神比养形更重要,养形比养神更难,人的精神活动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形体可以被强制完成活动和锻炼,心理活动精神因素难以把握,总地来说就是调整精神内保真气,具体方法: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但是根据不同的人、环境、季节,养神又有具体的要求。

  其三,天人一体观。《黄帝内经》中的天,不仅仅指自然环境,它可以是天空、天地宇宙、自然环境的含义,但在运气学说中,天还指“六气”(一年六部之气)当中的“司天”,主管上半年的三部之气,也可以专指“三之气,司天之气”。《黄帝内经》中的天人一体观,天是指自然界,人生存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可以改造自然,也可以破坏自然,但更多的是“人要顺应自然”。这不单纯是生命活动的需要,《黄帝内经》把它上升到作为研究人体的生理、解决临床病理问题和治疗的最高原则。

  其四,人与社会一体观。中医学极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个人的行为可以影响社会,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个体生命的生理和病理。个体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谐安定,就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如果个体生存的社会环境不适宜,个人身心和社会环境不统一,常常会使身心受到伤害。如战争动乱环境中生存的人们,经常会引发身心疾病,高血压、焦虑症等疾病因此多发。《黄帝内经》提出,在诊病时医者要关心病人的出身和家庭背景,病人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在《征四失论篇》、《疏五过论篇》中,指出医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对病人只是诊脉断病,不询问相关的社会环境变化,而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身体调节是不一样的,所患病症也有差异。所以《黄帝内经》强调人和社会的统一,从而构建了社会─生物医学模式,为中医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体现了《黄帝内经》的整体生理观。

  (二)人类疾病与诊疗的整体理念

  《黄帝内经》的疾病观是从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在研究疾病时,并不是就某一个脏器本身来考虑,而是把某一个脏器疾病放在整体框架中来考虑,内脏的疾病要在五藏系统病变的框架内考察,考虑某一脏器病变与相关脏器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黄帝内经》在研究病理时,不是孤立地就某一脏的病谈某一脏的病。如脾胃有病时,除了追述它的诱发因素以外,首先考虑引起脾胃病变的可能因素是什么,影响的相关联系是什么。在此过程中,《黄帝内经》除了从气机的角度认识以外,还从脏腑相关的理论、五藏一体观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较多的是五行的构架,脾胃病变是否因为肝的疏泄太过影响到脾胃的功能,即肝木克脾土,病理情况下是木乘土,肝木的疏泄失常,影响了脾土的运化,治疗时除了治疗脾胃还要考虑肝脏问题,脾的病变是否会影响胃的功能,也是整体的考虑角度,研究阐述脏与腑的表里关系。《素问·太阴阳明论》记述:“太阴阳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五行上脾胃都属于土,脾属阴土,胃属阳土,在结构上经脉相连,在经络上相互络属,病理上常常相互影响,在脾胃统一体中,并不忽视脾胃各自的病变,二者的差异存在于,首先两者的阴阳属性不同,两者的经脉循行部位不同,它们感受邪气的途径有差异,胃属阳经易受外感,而脾属太阴,阴经易受内伤,感受邪气的途径不同,邪气传入的途径也不同。《素问·太阴阳明论》认为脾和胃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是密切相关的,生理方面密切配合,病理上相互影响,提出脾胃病变会相互影响,脾胃虽然是统一整体,但是在生病时常常是不一样的,在强调互为一体时,也强调个体差异。因此,《素问·太阴阳明论》记述:“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藏”,“阳道实,阴道虚。”推而广之,五藏和六腑之间的关系是,五藏病变多虚,六腑病变多实。

  《黄帝内经》的整体诊治观包括两层意思:诊病整体观,治病整体观。诊察局部,知晓整体。察脉相就能够知道全身的病变。西医通过查血象,可以知道全身的病变,这也是查局部知整体的原理。再如,中医的舌诊,望面色诊法,都是从局部诊断知晓全身的原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内蒙古学者张颖清,生物学家,作为全息生物学创始人,也是根据这个原理而提出此学说的。整体诊治观,就是生命局部反映全体的理论运用。《黄帝内经》整体诊治观的第二个层面是整体治病观。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左病右取、右病左取,就反映了这个观点。这是建立在整体生理观、整体病理观的基础上,通过整体治疗达到疗效。在处方用药时,是多味药物组合成方剂,组方方法是君臣佐使,其作用是全身调节。根据患者的全身情况,辩证分析,组成特殊的方剂,进行治疗。结合病人个体差异,结合临床表现的不同,一人一方,整体调节。

  (三)《黄帝内经》生命养生的整体理论

  养生又称为道生、摄生、保生,强调调养神形,保全性命。从中医学整体性理念出发,治未病是首要的养生观念。养生可说是《黄帝内经》最主要的内容,《黄帝内经·素问》前五篇都是谈养生的,尤其前三篇以养生为主。第一篇谈的是上古之人的养生,第二篇是谈如何根据四季变化养神和养形,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因为“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犹如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任何战乱都会对国家带来伤害,而任何疾病都会对寿命带来损伤,使自然生命(寿命)的总量减少一些。古人把养生叫做“治未病”。《黄帝内经》中的“治未病”有两个层面:一是指养生,在没有疾病时,注意养生保健,不使机体受到伤害;二是指有病早治,这个思想主要体现在《难经七十七难》中,“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这种理论得之于五行相生相克规律在脏腑病变演化过程的应用,是五行的哲学思想与临床经验结合相互验证的结论。

  《黄帝内经》中确定的养生原则是,内外结合,以内养为主;动静结合,因时制宜;形神兼养,养神为重。 养生,也要和自然,和地理气候季节,和社会,和伦理。养神是指人的心态要调整好,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在养生防病方面,要求务必把“天人一体”的思想贯穿其中,根据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来调整人的生活起居,安排饮食结构。天,还指特殊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表现不一,如物产、地势。高寒之地,阴气偏盛,东南地势低处,温热潮湿,《黄帝内经》多次提到,西北方是高寒,东南方是湿热,人就要根据这样的环境调养身体,顺应自然。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阴阳二气的多少是不一样的,生存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要面对不同的疾病发生谱和不同的致病因素,因此在养生防病治病方面,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是中医学的空间养生。

  《黄帝内经》对养生理论基础的认识是后世中医养生学的理论渊源。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生命规律的“寿夭观”。《黄帝内经》为了研究人体的生命规律,根据人体所表现出的生理特征,将人的生命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黄帝内经》对生命阶段性划分的意义是,指出人类的生命发展运动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具体进程和内在生理状态,或生长发育或衰老退化,这都是自然规律,掌握了这个自然规律,就可做到顺应规律,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此所谓“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是中医学按照人生的不同阶段养命。包括先天禀赋、后天调养和生存环境三个因素。这是中医学的时间养生。

  中医学在过去强调整体观念,只是说人体自身和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之后整体观念也发展为关于人体自身完整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广泛联系的认识方法。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而《黄帝内经》把整体观念思想在医学理论的运用中推到了极致,用医学的内涵丰富了整体观念的思想理论。在研究人体活动时,不仅要注重其生物属性和物质构成,更重要的是牢牢把握人的社会属性和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伦理的规范体系和管理制度当中。所以,中医学在表现出具备特有的生物学、生理病理、疾病诊治理论体系的同时,还表现出浓厚的社会属性、伦理属性和哲学特色,而这些特性在现代医学中已经逐渐褪色。《黄帝内经》构建了一个整体医学模式 ,宏观上勾画了中医学医学模式的全部构架,表现在天人一体观、形神一体观、人与社会一体观方面,这与现代医学中所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又比其深刻得多,涵盖了生理、病理、诊疗、养生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素问·征四失论》中说:“道之大者,拟于天道,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古人无论是讨论宇宙的生成,还是探索天体的奥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的。《黄帝内经》正是紧紧围绕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建立了天人合一,整体衡动,包含着人体生理、疾病、养生等内容的整体生命观,是中医生命伦理的核心观念。

  三、《黄帝内经》整体生命观的伦理意蕴

  传统医学人文思想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它不仅是探究传统生命观的历史样态,也是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兴起,最初是针对生物医学伦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医学高新技术研究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的讨论,在相应的医疗法律和道德规范探讨中,又回归到对生命、医学本身的拷问。正如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派里格鲁诺(Edmund D . Pellegrino)所说:“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正在迫使人们对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全部智力基础作重新审查。人类生命和价值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过去,医学伦理学曾局限于专业领域之内,它是排外的,仅仅按照颁布的某些法典和戒条来实行,而没有争论或辩护。今天它植根于一种深入的对话和辩论之中,问题集中于最基本的人类价值上”。经过初期的医学新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拓宽了研究内容,囊括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关于医务伦理道德的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主题;另一个是关于医学人文思想的研究,它包括现代医学人文思想和各种类型传统医学人文思想的研究。医学的人性、医学的社会属性、医学的人道主义涉及医学、生命的意义等本源性问题探索。传统医学由于他们的专业性还不是很强,医学学科的分化还不充分,保持了医学观念的整体性特征。传统医学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思想,研究传统医学的人文思想也就是当下所说的生命伦理思想。它包括各类传统医学基于它们的文化背景、地域特色、民族风俗习惯所表达的对人体、生命、健康、死亡的理解和看法,这是人类医学发展史的宝贵思想财富。研究梳理传统医学人文思想,即传统医学生命伦理思想,可以为现代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它是现代生命伦理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西方生命伦理学难题的产生根源之一,就是技术与道德的冲突问题。从古希腊时期将实践与技艺相分离之后,技术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到现代社会建立了“是”与“应该”相分离的思想,价值成为一种文化构建的产物,与宇宙自然没有关系。技术本身包含的内在善就消失了,只能用来为外在的价值目标服务。技艺是对宇宙内在和谐秩序的揭示、重现和复制,由于技术本身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三大冲突:一是人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冲突;二是技术自身的实现与技术外在的道德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在技术实践领域中各种道德目标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

  医学活动本身应该是向善的,应该属于亚里士多德划分的本身包含有向善的目的一类的活动。但是,今天的医学目的发生了异化,这主要表现为其向善的目的性发生了变异,医学活动已经变成一种手段,失去了其原初向善的目的内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科学意义上的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膨胀遮蔽了其人文性质,另一方面是人为地在医学活动中加入许多本身不应该有的经济利益等目的。现代医学是包含知识、技术、实践和社会建制的内容庞杂的体系,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紧密相联系,但其本身的目的还是指向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生活。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不仅要考察作为一般性话语的道德哲学概念和伦理学规范体系,还要考察在具体医疗技术实践或科学技术研究中出现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是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面向“具体项目治理”的必然选择,是以寻求实践智慧的解决之道的认知旨趣。

  将技术看作价值中立的东西,仅仅在技术行为者目的或技术后果的层面讨论伦理问题,陷入了所谓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辩论死循环,忽视了技术本身内涵的伦理意蕴。或者将道德看做与技术对立的东西,认为道德就是用来限制或指导技术发展的,以至于医学家和技术专家把伦理学看作是道德专制,是限制科学发展的罪魁祸首。这两种思路的核心问题是忽视了技术本身的道德内涵。因为技术是人与自己的对象打交道的稳定的模式,所以在特定文化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技术,与该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基本规定是一致的。

  在这种分裂中产生的西方医学伦理学,会因此陷入困境。但从中医理论来看,器官移植技术本身是不符合整体生命观的,是错误的发展方向,是在人类已经失去了内在和谐之后不得已的应对模式。真正有效的伦理应对模式,不是等到器官衰竭以后移植别人的器官,而是以预防为主,不要让病情发展到这个境地,这才是在健康伦理中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在中医学理论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轨迹上运动,人并不孤独,人类的命运纳于宇宙之中,人类与宇宙血脉相通、生息与共。覆盖着人和万物的天和负载着人和万物的地,以及在其中俯仰天地、运化万物的人,组成了中医哲学中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完整系统,其中,人与天地相通的总原则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逆则为害。《淮南子·精神训》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运而相通”指运动过程中的相通关系,而不是静态空间里的结构联系;“总而为一”指运动方式的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总之,中医学的生命观是将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的系统理论。天道与人道的这种整体和谐,也正是迄今为止中医相对于西医的最大价值。西医将人看作解剖的器官,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相分离,而中医则始终把病人当作一个与整个生态环境及宇宙相关的整体,将人的生命与健康当作其理论的中心与目的。这些思想处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各个篇章之中。所以说,《黄帝内经》是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原典和逻辑起点。这种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作为“人的医学的一种体现”,也应该是全世界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结 语

  《黄帝内经》中所蕴含的整体生命观是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它不是依赖于对局部的认识然后返回加和,而是将宇宙大系统、自然大系统、社会大系统与人体小宇宙、心理内环境放在一起考察,将人体内外环境各种变化、生成因素总结成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系统,以此阐释生理、病理和治疗、预防的规律。这个规律系统的核心理论即阴阳、气、五行学说。所阐述的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从生之伦理、命之伦理和“生─命”之伦理的三个维度看,依次是精气说、阴阳说、五行说。将这三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移植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就构成了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思想,与古代中医药知识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紧密融合,奠定了中医学内在的生命哲学思想体系。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不能回避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中医生命伦理思想是现代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可以弥补现代医学技术与道德分裂的缺陷。它是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生命伦理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源。中医生命伦理思想强调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密切联系的整体生命观,注重医学的本质属性和“医乃仁术”的技术德性定位,重视在医疗生活中培养医者的实践智慧德性和能力,对于世界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生命价值的教育实践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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