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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海洋世界的地标格林威治

作者:2015-08-01 11:12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2015年2-3月,受格林威治大学中国海洋研究中心邀请,笔者在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下,前往英国进行学术访问。通过对格林威治的抵近考察,亲身体验产生了诸多感悟并成文,期望这些感悟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益帮助。

  一、海洋与格林威治

  格林威治以现代世界海洋的地标而闻名,是一个充满海洋气息的地方。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海洋格林威治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其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它代表着17和18世纪英国艺术和科学的成就。格林威治位于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河畔,码头旁建有卡提·撒克船博物馆,格林威治大学坐落在老皇家海军学院旧址,背后是国立海洋博物馆、女王‘ub和格林威治天文台等机构,本初子午线从学校后山的峰顶穿过。

  伦敦轨道交通DLR线上有一站名叫“卡提·撒克海洋格林威治”( Cutty Sark Maritime Greenwich ),从这一站出来就可以看见卡提·撒克船,再向东走一段路就是格林威治大学。卡提·撒克是一艘木质帆船的名字,建造于1869年,是英国造船业在帆船时代的巅峰之作,这条船建成后曾远渡重洋到过中国,主要经营茶叶贸易。格林威治在都铎王朝时期曾经是皇室殿,在格林威治大学校园里临近泰晤士河的主广场地上镶着一块石碑,刻着“这里是英王亨利八世1491年和他的女儿玛丽女王1516年和伊丽莎白女王1533年的出生地”。建于17世纪的女王,是皇室殿最后一座保留至今的建筑。1675年,巴洛克风格的皇家海员医院和皇家天文台皇家海军学院设立于此。1807年,女王曾经一度改为一所专门培养海员的学校。从1937年起,它的附属建筑物成为新成立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的一部分。1869年,皇家海员医院关闭后,皇家海军学院于1873年设立此处一直到1998年,成为英国培养海军军官的高等学府。在它搬离之后,格林威治大学开始把主校区设在这里。皇家海军学院的宗旨是“在技术迅速进步的时代提供最好的海军理论和实践教育”。为什么皇家海军学院会选址在这个地方?这或许和格林威治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最接近东部出海口的地理位置有关。海军军官的训练和培养需要大面积的水域和快速进入海洋的通道,泰晤士河畔的格林威治在19世纪时是伦敦的郊区,水面交通便利,视野开阔,又有深厚的海洋历史根基,选来作为国家海军的最高学府再合适不过。另外,英国海军最重要的或许也是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吧。

  二、中国与格林威治

  我们显然不是第一批出现在这个校园里的中国学生,这里大概是最早与中国海军近代现代化发生联系的外国学校。笔者到访的时候,绘画厅( Painted Hall)通往地下室的旋转楼梯口放着中英文海报上面写着:“严复—帝国留学生与皇家海军学院”。1877年,清政府向皇家海军学院派出首批官派赴欧洲的留学生。当年5月,先期抵达的12名学生中包括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硅、萨镇冰等,他们成为皇家海军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关于严复和同学们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情况,和他成为忘年交的当时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郭篙熹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所以我们在今天还能知道当时他们见面时谈了哪些内容。从郭篙熹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每次见面严复都向他详细介绍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现代物理、工程、机械制造等知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还有其他见闻。很多知识在今天看来已经不稀奇了,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金属热胀冷缩的原理,在当时却成为奇闻异事。在那个时候,严复的才能已经显现出来,郭篙熹在光绪四年三月初八的日记里,记录了严复的一段话:“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日除忌讳,二日便人情,三日专趣向”。这番话已经可以看出严复在对比英国社会文化后,对中国文化的敏锐洞察力。这样的思考为他后来不仅仅成为一名专业的海军军官,也为他成为翻译家、思想家和中国现代思想改革的推动者打下基础。

  1879年9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严复返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职,次年8月奉命调往天津筹办北洋水师学堂。1889年升任该学堂会办(副校长),一年后任总办,即校长。1877-1887年的10年间,清政府向皇家海军学院派出数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归国后或成为海军军官的中坚力量,或担任教官担负培养海军人才的重任。

  同一时期,与这些清朝派遣来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还有来自日本的海军留学生。在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之后,中日两国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启了海军现代化。中国和日本除了购买先进的海军装备,舰船、火炮、水雷、鱼雷之外,对于海军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1869年,明治政府在东京开设了“海军操练所”,并选派优秀的年轩军官前往当时批界海洋霸卞英国学习海军现代化的全部知识。1871年,在日俄战争期间成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在航行了80天后抵达了南安普顿,然后取道伦敦。不过当时英国海军部不允许他到海军学院学习,他只好进了泰晤士河畔的商船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后又辗转在多条舰船上实习。直到1878年回日本前,东乡平八郎才获得机会短暂的访问过皇家海军学院。资料显示,截止1887年,日本海军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人数是:英国25名,美国21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

  这些留学生各自归国后,检验他们学习成果的考试就是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战败了。展出的资料中写着,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同窗好友与同学们的牺牲,辛苦创建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很长一段时间里严复常常“夜起而大哭”。痛定思痛后,严复以翻译家的形象出现了,他翻译了亚当·斯密《原富》(今译《国富论》)、赫青黎《天演论》、孟德斯鸿《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穆勒《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甄克斯《社会通诊》以及卫西琴《中国教育议》等著作,他力图用这种方式唤起中国思想的变革。其他曾经留学皇家海军学院的留学生如叶祖硅、萨镇冰继续服务于海军现代化事业,叶祖硅成为清朝南北海军的首任统领,萨镇冰三次出任中华民国海军总长。

  三、海洋中国

  在一个场合,笔者被一个对中国海洋战略和海军发展较有研究的学者问道:“我读过中国国内学者撰写的一些论文,一些学者的论文题目包含‘斗争形势分析’这样文革式的同汇,而你们宣扬的海军和海洋战略的主流主张基本是‘马汉式’的战略思想,中国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海军以及海警、海监等机构几乎每一个季度都有新舰艇列装,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实在令人担忧。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吗?”他的问题尖锐直白。笔者并没有从正面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在之后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经历,然后用大段篇幅讲述了南京与海洋的历史关系。南京虽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城市,离海岸线还有400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南京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明代初期,享誉世界的伟大航海家郑和就是从南京率领舰队顺江而下,然后进入东海开始他伟大的航海。在今天,东南亚、中东甚至非洲东海岸都留有他航海的溃迹或传说。但是很溃憾,在此之后中国远离了海洋,回到了封闭的时期。当南京再次与海洋发生紧密联系的时候,那已经是到了中英鸦片战争时期,1842年战败的清政府在南京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条约,中国由此开启了自己曲折艰难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海洋安全,这和中国学习到的海洋历史教训有关,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受到来自海洋方面的威胁。但是不能以偏概全,中国除了关注安全领域以外,还高度关注海洋合作、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等问题。中国学者在建立地区海上搜救机制问题上有过非常深入的讨论,并提出很多好的建议。

  如何理性回应外界对中国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的质疑,而不是简单地回避或者以“阴谋论”反应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必须直面的问题。英美学者之所以这么看待中国现在的海洋战略也是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和海军战略的思想让他们的脑海总是会浮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德国。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有几点不同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首先,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计划,中国只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展示出来的对中国的遏制保持必要的安全警戒。其次,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但是军事战略依然是防卫性的。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也是安理会五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台湾、钓鱼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海军发展就是为了维护领土安全和完整的基本力量。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学者,都没有超越这些目标之外的设想。最后,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直主张在《南海共同行为宣言》的精神下,搁置争议进行共同开发,但是有些国家对于中国善意并没有给予基本的尊重。

  今天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极容易获得国际社会关注并被放大化,也让外界容易怀疑中国是否会走上国强必霸的路子。为了淡化外界这种过度反应,一方面中国需要和外界多进行沟通和解释—这在以往做得并不充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海洋认知的范围也应该适时拓展,除了政治、安全、经济、交通、资源的需要之外,科学技术、历史、文化、艺术、教育、建筑等领域的知识也应加入进来;参与海洋发展的主体,在政府、海军、大型国企之余,能不能多元化,让小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加入进来。参考英国近代的海外扩张的历史,虽然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当时英国仍然是欧洲一个小国。但是到了1763年一七年战争的时候,英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性的海洋强国,在工业革命和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帮助下,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成为了‘旧不落”帝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美洲的烟叶、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茶叶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语言同汇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大量外来事物的涌入,英语的同汇中出现了大量新的舶来品。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印度裔、非洲裔、华裔的新移民来到了英伦。

  大英动物园里的动物来自世界各地,大英博物馆里的藏品也是来自世界各地,总而言之,国家的气质乃至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是否为类似的变化做好了知识、文化、军事、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准备,去迎接海洋中国的到来? 海洋强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包括哪些内容,英国海洋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海洋文明包括国家的对外政策、作战军种、赖以生存的交通线、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等。不得不承认,我们当前对海洋的认知还十分的狭窄。一旦一种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那么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从长时段来看待海洋强国的建设,我们应使海洋和普通人的生活建立起联系,使整个民族的气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深深染上海洋气息。

  2014年是严复诞辰160周年,也是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135周年的日子,在格林威治大学几位中国籍老师的努力下,大家召开了一场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一时刻,并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大家有一个一拍即合的想法:想将格林威治大学的一间严复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命名为“严复讲学厅”,用于纪念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海军现代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设立“严复讲学厅”是对于公共事业的资助,是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软实力表达的一种方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会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能量,中国现在建设海洋强国,除利用郑和这样的本国历史资源外,充分利用这些国际交流的历史资源也是一种智慧的展示。

  近些年来,文明的观念在学术界与大众传媒中获得了较多关注,这主要是缘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伊斯兰重新崛起的角度理解国际政治风云,认为未来的国际政治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之间的较量。然而,在20世纪初,有些历史学家例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早就讨论了文明概念及文明史的写法。斯宾格勒秉承德国传统,将文明(Zivilisation)和文化(Kultur)对立起来,认为文明代表唯物主义、工业化,而文化是价值和精神的表现,不应存在优劣之分。汤因比则言明了大写文明和复数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认为“一些文明产生又消逝了,唯有大写的文明得以持续”。Cil0这些史家侧重于政治层面的表述,忽略了文明要素的丰富性。

  到了20世纪中期,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1949年机《地中海》问世,从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体的趋势”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结构的关注,他将经济体系、国家、社会、文明的历史纳入视野加以考察,认为它们比事件要慢。[z]1959年,他在《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一文中批判了基佐、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史家的文明观之后,提出历史学应面对现实,而文明研究应打破学科分界。1963年,他又出版了《文明史纲》,纵论东西方文明的变迁,从地理、社会、经济以及集体心态的角度将西方文明界定为趋于理性主义的,且因此摆脱了宗教生活的干扰。1967年,他在15-18世纪的学界己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资本主义,即使谈到他的文明观,也未曾考虑到布罗代尔与前贤存在“互动”的地方,更未触及他的时代处境和生活经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①本文侧重从经济与文明之关系的角度审视布罗代尔对文明的定义及其产生的意义,特别述及他忽略创伤事件、刻意遗忘穆斯林等的原因,指出他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观念差异是受到了现实的促动。布罗代尔从跨学科和历史比较角度展示出的文明一经济分析,对深化布罗代尔的著述以及研究其他史家的写作路径有着方法论意义。

  一、延续与断裂

  布罗代尔比较早地关注到了文明问题。1937年,布罗代尔与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相遇,就借鉴了莫斯关于文明要素和形态的说法,将之运用到钊也中海》。早在1902年,莫斯在《社会学年鉴》就开辟了“总体文明和文明的形态”专栏,从民族志的角度探讨文明的单复数问题。1913年,莫斯在《论文明概念》一文中主张,不存在“那种孤立的事实,而是一些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系统,它们没有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中,而是在时空中地方化了”。地中海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一样,都是“某种伦理场所’,‘潜在一些民族国家中,且每种民族文化都是特殊的”莫斯的文章只有5页,也没有界定什么是文明,但他指出了一点:文明与政治组织不同,不同的政治组织,例如民族国家,可能为了自身目的运用某种文明。布罗代尔在这一时期从地理的角度看文明:“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统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布罗代尔将文明与山、宗教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认为文明无法像地理环境、宗教那样易于控制。这种表述揭示了文明不同于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形态,因为后者存在“政治边界”,而文明是没有边界或只存在象征边界的。布罗代尔和莫斯都认为文明不存在实质的边界,不同之处在于布罗代尔认为文明之外的人或族群是野蛮的,即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

  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 1929年5月,亨利·贝尔召集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莫斯等人探讨文明概念的历史,拒斥了文明即进步的观点。在《文明:语词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费弗尔回顾了“文明”一词的来龙去脉,其中还特别分析了18世纪启蒙J恩想家认为“文明”所包含的“进步”观念。费弗尔强调法国史中的创伤,认为“要建构法文中‘文明’这个词的历史,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重构法国人民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至今,所取得与经历的所有革命中最深刻的阶段”。[5]0在费弗尔看来,衡量文明的尺度和标准不在于看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在于通过正义和秩序来构造一个共同体或社会;进步概念部分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18世纪才得以确立。他们都认为文明并非等于进步,因而也不是进步史观的代表。这种认识的形成与费弗尔、布罗代尔所处的社会情境是分不开的。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未了,资本主义世界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费弗尔等学者讨论文明问题,是要回答 总之,文明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前者,它需要“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合作。对于后者,布罗代尔所说的文明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层次:文明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代表着高度的选择性;大写的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最高形式,复数的文明是作为一种地方现象;“文明的进程”在微观层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实现;文明受一系列特殊的价值主导,因此在社会现实中可能存在诸多的冲突,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

  二、事件的选择

  1572年成了法国乃至欧洲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因为造成王国传统断裂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年《地中海》中译本全书近2000页,却未提及这一惨案,尽管它发生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时的中期,且它对于法兰西来说是一件大事。既然如此,就得思考布罗代尔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惨案。是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支撑布罗代尔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叙述吗?还是发生在16世纪的这场屠杀不够惨烈?这些并非布罗代尔不记载此惨案的原因。他在《法兰西的特J险》中谈到了拒绝的原因,他“并不是要缩小宗教战争的影响”,而是就个人而言,“对这些内战深恶痛绝”。①布罗代尔是将现在作为他的考察起点,在考量了整个地中海的过去和法兰西的现在的基础上,在考量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之后,才更新为没有“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地中海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死亡是那些可以化为缓慢变化甚至“几乎不动的”历史事件,而无关于当时的死亡率和死者的国籍。

  为了服务于他的长时段,布罗代尔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将能够服务于短时段的“惨案”忘记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指责布罗代尔忘记了事件,忘记了“惨案”,因为诺拉的“事件的回归”早己经向我们表明“那些与结构有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在真正的现代历史科学中的重要性。事件并非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圣巴托罗缪惨案”也不是所谓的“浪花”,而是使法兰西再次分崩离析的大事件。 遗忘、选择事件在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勒南就指出:

  遗忘行为—我是说历史上的错误—在民族创建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研究的推 进对民族来说通常具有威肋、。事实上,历史研究通常揭露了那些发生在政治体初创时期的暴力事件,即使它们的结果是有益的。

  在勒南看来,有必要维护民族共同体,提倡共同记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勒南在1882年3月11日巴黎大学的讲座《何谓民族》中还提到:‘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己经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

  三、现时的关照

  有学者指出,总体史“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最根本的特征,是其灵魂所在”。巨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总体史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但方便操作落实吗?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弗朗索瓦·菲雷(Fran}oisFuret)说:“总体史的观念是难以捉摸的。……总体史只不过表达出要提供一种更完整的视野,一种更彻底的描述,一种更综合的解释……;美国思想史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则指出:“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总体画面根本就无法统一起来:最明显的是,他的三个时间层面(分别表现在该书的三个部分医济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只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关联而己。

  面对这些批评,我们该做何种反思?关键还是在对总体性或整体性问题的理解上。约瑟夫·祁雅理说:“一个结构就是把其中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整体或模式,……它只能被理解为是从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而它的整体性则是以把这些部分联系在一起的规律和原因为基础的。这样看来,布罗代尔所谓的总体就在于对规律和原因的探讨上,建立在“底层结构”“深层结构”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包罗万象的主题及对它们的概括上。因此,布罗代尔强调“总体结构(即文明)的类型”是不可通约的,是选择的结果,且与时代语境相连。

  美国史家汉斯.凯尔纳指出,布罗代尔的著作是现时的史学作品,又是审美现代主义的著作,体现“在形式或主题上,同时还是一种对自我质疑的表达以及对理解历史所惯用方法的讽刺的现代主义”。要理解这种现代主义,先得从布罗代尔所反对的短时段入手。首先要把他的著述与他的过去经历联系起来。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在起草经典名作《地中海》时,正被关在德国高级战俘营。布罗代尔反对事件,转而强调长时段,与他的这段经历分不开,因为他希望从长时段的理解中找到某种命运的出路。布罗代尔于1940年6月29日遭监禁,直至1945年5月2日才得到释放。他先是关在纳布里萨克,又押至美因兹,由于主张高卢自主论,后来转至吕贝克。布罗代尔所在的关押营,不仅有法国人,还有英国、波兰军官,他在这里与一些历史学家建立了友谊。①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在监狱中可以继续进行研究或教课。他自己在60年代就承认:‘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回彼得·伯克也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发人深省的是,布罗代尔不止一次使用了监狱的隐喻。

  在他的笔下,人类不仅是其自然环境的囚徒,而且是其心性框架的囚徒。”网1972年,布罗代尔再次强调:‘监狱是一所好学校。……假如没有这种监狱生涯, 1987年,皮埃尔·诺拉出版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认为自我史是“一种新的文类”,开创了历史意识的新世纪,因为传统史家主张隐匿写作者本人,不偏不倚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2001年,诺拉在《自我史是否可能?》一文中指出,随着记忆问题的流行,历史学家己经超越学科边界,走入社会生舌“应该为自己创造历史”。①按照这种说法,布罗代尔就是这方而的先驱,将历史学家的主客体合二为一,参考他所处时代的残酷现实来选择研究对象。布罗代尔虽然排斥政治、事件,但从长时段的观点看,政治在他的写作和个人生活中总是占据核心位置。

  四、结论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诸多讨论文明史写作的著述。布罗代尔借鉴诸多史家的看法,将文明区分为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宗教文明。他对文明观念的论述也存在一个转变过程:从最初强调地理环境,强调文明史与总体史的同义,转到侧重论述物质文明,再转到谈论区域文明—法兰西史。从此可以看出,文明一词早先具有的司法涵义,也就是“法律文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这与作者所处的现实有关,即他的思考受制于他在监狱的生活经历,而他对事件的选择、刻意遗忘穆斯林等又是受到时代和个人信仰的影响。用长时段的观点看①,这种认识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那就是他意在向我们“解释现实”。②费弗尔讨论文明是对第一次世纪大战以及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反思,认为文明和野蛮是辩证的。在这一点上,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第一代存在差异,因为他认为文明是永恒的,是文化的宿命。与同样论述文明一经济的韦伯相比,布罗代尔认为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同步的,资本主义的安全依赖于大写的文明。

  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分析应该是比较的又是跨学科的。比较的,是因为对某个文明的认知只能在同其他文明的较量中获得。跨学科的,是因为文明史所探讨的话题分布在不同的学科中。从方法论上说,他开启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理解文明观念,并试图摆脱“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范式,而且有感于当下的处境,用“以今度古”的方式提出问题,从中求得古今之辩证。他将文明看作一种重要的现象,力图将之理论化,暗示了一系列社会机制的有效性。 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经济世界”等概念,将物质文明看作是文明的普世形态,且依此来度量所有文明,为区域史和总体史的辩证提供了示范。因此,分析文明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了解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经济学的其他一些分支应成为参考的对象,例如经济史、经济心理学、经济人类学。同样,也应关注经济学相邻学科领域的研究,例如,专攻经济法的法律学者、专注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学者的研究。文明的要素还包括语言、艺术和科学,它们超越了政治边界。

  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讨论文明与经济的关系,尤其要将文明的其他要素纳入进来,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全球史就顺应了这种趋势。1992年《年鉴》杂志将副标题由“经济、文明、社会”改为“历史与社会科学”,也是反思布罗代尔文明史观的结果。研究布罗代尔这样的重要史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全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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