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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

作者:2015-07-24 11:5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惭史学》,①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研究层出叠现,或揭示其史学史的意义,②或考辨其观念源流,③或从其他学科的角度解读其蕴含的意义。④经过数十年研究,此一研究主题好像陷入停滞状态。换言之,时至今日,如何推进清末“新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越来越成为一个亚待解决的难题。纵观己有研究,存在着观念相对保守、⑤视野相对狭窄、⑥文献发掘不够等问题。⑦因此,若能不断更新观念、扩大视野,并在文献梳理与解读方面用功,这一研究主题当能取得新的进展。一、用“国族消解呀中族”:梁启超在《馏示史学》酝酿期的史学思考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视史学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入手工具,但未在学术层面认真考虑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榜样改造中国传统史学。③戊戌变法、庚子勤王的失败,使他基本失去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机会,开始更多地以舆论宣传、学术研究的方式参与政治。经过数年探索,梁启超逐渐走上“新史’,与‘新民’,的道路。④换言之,虽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己对现代史学有所关注和思考,⑤但《史学》真正酝酿期当是1899-1901这两三年。这一时期的梁氏,正在“反满”和“保皇”之间摇摆不定:戊戌变法的流产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包含着失落、紧张与愤激的挫败感,还有对满清政权的疏离感,由此走向反满革命道路;⑥虽然在康有为的压力下表示‘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⑦但庚子勤王的惨败促使他再次倾向于反满革命;.1901年初的预备变法谕令唤起了他对君主立宪政治的新希望,是年4至7月发表旨在“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中国积弱溯源论》,⑨并于1902年初创办((,off民丛士卧“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⑩不过对慈禧回变归政的期盼不断落空,使梁氏很快又从君宪改良道路向反满革命道路游移,并明确提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站在国族立场对传统史学弊端进行批判是梁氏此一时期的新思考。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认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爱国心“薄弱之由”,是因为中国人“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梁氏认为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而朝廷仅为“一姓之私业”。借助这些新观念,梁氏对传统史著的书写内容与评价基准提出了强烈质疑: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郎砾声名彪炳者,舍诩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③这篇文章表现出的现代国家观念正是((,}fr史学》批判传统史学的主要思想依据,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亦被《中国史叙论》与((.}折史学》吸纳。

  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将批判的矛锋更明确地指向了传统史家与史学:旧史家“不过记载事实”、新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旧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新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所以“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梁氏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于作史读史必须注意的五项内容(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中,中国传统史学“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④将历史书写的主体确定为“国民全部”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从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并要求新的史学“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促进“国民发达”,非常清晰地反映梁氏此一时期史学认识的国族立场。

  二、《新史学》中的《“国族’‘种族”纠缠惭史学》一文在惭民丛报》第1,3号刊出后,直到11号才继续连载。梁启超为续刊撰写按语:“新史学本自为一书,首尾完具,著者心中颇有结构,但限于时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触即书,先为散篇,其最录之侯诸异日’,。①这种,匕地无银三百两的话语,反而显露出梁启超《新史学》的写作,可能遇到了较为棘手的问题。细读刊发于《民丛报》上的《史学》各节,②结合此一时期梁氏在“反满”与“保皇”上的摇摆,大约可以断定,梁氏此时在史学方面的棘手问题当是写谁的历史与如何写谁的历史,也即是写旨在推动国族改良的中国史还是写旨在推动种族革命的中国史《史学》第一部分“中国之旧史”虽然基本继承了《中国积弱溯源》,《中国史叙论》等文的思考心得,但己表现出一丝动摇。梁启超在这一节中说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又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③他又不自觉地使用“中国文学史,“中国种族史,本国史学,“吾中国史学”等概念,毫无疑问,梁氏对史学功能的阐述是从“国”的角度发出的,流露出他的历史书写主体是中国。可是这个中国,是国族的中国,还是种族的中国?倘若是为国家改良,自然是写国族的中国史,倘若是为反满革命,就需要写种族的中国史。就在《民丛报》第1号出版后,梁氏对慈禧归政光绪的期望日渐落空,梁氏的思想天平也从“保皇”向“反满”倾斜。到了《民丛报》第2号,梁氏己对种族主义流露出欲慕之意:“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④此时梁启超可以说是处于矛盾之中,故亦未完全抛掉国族考量,在同期另一篇文章里,他仍在思考国族构建之如何可能,认为满清政权出于消弹满汉势如水火情势而采取的调和之不过一纸空文耳,,‘若真欲除满汉之界也,则当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实利实益示之,虽无通婚,必相安焉矣’,。⑤这种纠结矛盾的情绪延续到了丛报第3号,故此期刊发的《史学》文字,在考虑历史书写主体的时候,使用了“人群”这个中性且伸缩性较大的概念一一“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三、汪荣宝、刘成禺等人对历史书写主体问题之探索

  对于一直希望用现代史学推动变法改良的梁启超来说,经过变法失败、庚子勤王等事件的磨砺,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更为清楚:“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①他企图用“新史”来培养“新民”,故希望在新观念的指导下来写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不过梁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部通史“犹未能成十之二”,②而且作为这部通史导论性质的《折史学》,也拖延了很久。阻滞梁氏新中国通史和《新史学》写作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梁氏面临着一个较难解决但是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问题,也即写谁的历史问题。 这一问题之所以较难解决又必须解决,是因为这是历史书写首先要面对的基础问题,且在政治分歧显著、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这一问题又直接决定着历史书写的第二个基础问题—如何写谁的历史。所谓写谁的历史,主要指的是如何确定历史书写对象的包容度,就中国史来说,就是解决“谁是中国人”的问题;所谓“如何写谁的历史”主要是指如何确立历史书写的立场观念、价值基准与目的。具体到清末的情况来说,这一问题就是:是跟着因为挫败感生发的愤激去写可以激发汉族人反满革命的中国史,将元、清这些非汉种族建立的政权都驱逐出中国史范畴,还是跟着理性思考而来的冷静去写可以促进境内各种族国家认同感建构、促进国人外抗列强内谋改良的中国史,将汉种族与周边非汉种族的征伐视为内部矛盾而将北朝、辽、金、元、清等都纳入中国史范畴?面对这一问题,梁氏虽然有摇摆,但他总体上是理性占据着上风,压抑着自己的种族意识,力图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用国族立场来消解种族意识,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并有助于国家文明开化的中国史。 在梁启超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些新史学提倡者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汪荣宝与刘成禺。相较于梁启超因为政治思想的波动而纠缠摇摆于国族、种族问题,汪荣宝与刘成禺则没有这样的痛苦。汪荣宝在探讨这一些问题时,尽可能规避了政治与族群问题,而刘成禺则明确坚定地提出要书写“种族史”。

  汪荣宝于1901年底留学日本,修习法政与东西历史。1902年底,他在《译书汇编》发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使学概论》命名的著作—《史学概论》。③此文虽系“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但从汪荣宝介绍这些日本“最近史学界之学说”的目的是“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来看,此文也可视为是汪荣宝的史学认识。在此文中,汪氏对历史和历史学做出了与梁启超不同的界定。他认为历史是“记录过去现在人间社会之陈迹者也”,而人间社会是“进化之物”,且“进化无极,历史亦无尽”;史学是“研究社会之分子之动作之发展之科学”也,史学的“大价值”与目的,在于就人类社会“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所以史学应该去“历史之锈”而发其莹“以速吾人之进步”。④

  四、余论

  清末热血志士们在挽救危亡的努力一再受挫之后,希望用现代史学来培养新国民,建立新国家。但是这一努力,在后人看来,也未必成功。虽然“史界革命”经梁启超登高一呼,学界景从,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很快趋于衰微,没能留下完整的经典著作。⑥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有多种:从新史学提倡者们的角度来看,其自身的学养不足,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了解并不深入,且他们又低

  古奇在什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的序言中说:“兰克有一句不朽的名言:‘编纂历史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①回首清末的“新史学运动”,梁启超、汪荣宝、刘成禺等人对现代历史书写,尤其是在写谁的历史问题,真可谓“煞费苦心”。不过,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是“竞技场上的斗士”,为了自己的国家、种族或党派而鼓与呼,使他们的史学思考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②换言之,他们煞费苦心的不是他们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历史女神之庙”,他们煞费苦心的是他们挚爱的“中国人”,能否在他们的影响下走向重生。正是由于这种浓烈的现实关怀,才使清末的新史学提倡者们在历史书写主体的确立上“煞费苦心”。历经一个世纪的洗礼沉淀,不能不说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扩充“中国人”包容度的观念,及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之意识,颇具前瞻性,值得当下的历史书写者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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