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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诗人奥尔森的历史观

作者:2015-07-21 15:26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1910-1970),美国当代著名诗人,1950 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投射诗》(Projective Verse)。该文受到了前辈诗人威廉斯的高度赞扬,且被众多志趣相投的同辈诗人奉为圭臬,奥尔森也因此成为投射派( Projective Verse) 或黑山派(BlackMountain Verse)诗歌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马克西姆斯诗篇》(Maximus Poems)堪与庞德的《诗章》(Cantos)和威廉斯的《佩特森》(Paterson)相媲美。在任何关于美国当代诗学的讨论中,查尔斯•奥尔森的名字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出现在显赫的位置。任何一个想要理解美国后现代主义和二战以来文学作品的人,迟早都要回溯到奥尔森。

  奥尔森学识渊博,对语言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都广为涉猎,获得了“学者型诗人”②的美誉。他称自己为“早晨的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 of Morning)。早晨是一天的开始,喻指源初。谢尔曼•保罗(ShermanPaul)认为,该称谓最恰当地综合了奥尔森的工作,因为不管是作为诗人,文学传播者,教育家,还是作为“代表性的学者—老师—思想家”,奥尔森“决意要做的都是重新找到源初,新的可能性之源”。耐人寻味的是,他在《玛雅信件》(MayanLetters)的结尾处写道:“烦人的是,很难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职责进行了区分。他在《诗学》中写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显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和诗歌是相对立的。亚氏的区分只能看作是对历史学和诗歌的较早反思,并非关于历史学和诗歌的关系的权威论点。事实上许多学者对历史学和诗歌的关系作出过近乎相反或完全相反的界定。例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诺斯鲁普•弗莱(Northrop Frye)虽然承认历史是神话的对立面,但同时指出:“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到达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进一步挑战亚里士多德的模式:“我们需要重新修正历史编纂学的叙事模式中通常使用的诗歌与散文之间的区别,认识到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的历史与诗歌的区别既阐明了历史与诗歌又混淆了这二者。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世界历史叙事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可见,怀特认为历史与诗歌相互交融,很难严格区分二者。然而,为何奥尔森说很难既是历史学家又是诗人?他对历史有何界定?这一界定与他的诗歌观有何关联?下面我们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 奥尔森对历史的界定

  历史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难以定论。其原因可以追溯至最早的历史探寻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同为希腊历史的探寻者以及西方历史编纂传统的奠基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思考方式和探寻原则。希罗多德在好奇心和研究精神的驱使下主动地探寻过去;修昔底德则将自己局限于当即或直接可记忆的经验,探究历史事实。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两面性:一方面,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人性的探寻,另一方面历史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这种两面性代表着历史概念的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说有多少历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历史的定义。

  一般来说,“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研究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参照这一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说,奥尔森的历史观是非传统的,因为他认为,历史并非这样的实际存在,而是历史研究者自己发现的证据。他说“我所指的历史……是知道,真正地知道。” “真正地知道”,即象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那样,自己去寻找证据:“我愿成为希罗多德(Herodotus)般的历史学家,自己/去寻找证据/为现在所说的一切……”奥尔森还指出:

  只有两类鲜活的过去——你自己的(包括你的父母),另一个......是神话的。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并记录这两个过去的法则上,我所做的是在我能看到它们的范围内(而不是西方那枯燥的自修昔底德以来,一直忙于其中的历史或进化的范围内)。这只是因为我在当下找到了它们,我自己的以及你们的。我相信它们是未来令人愉悦的新人类文明的标志。奥尔森之所以只承认个人的过去和神话这“两类鲜活的过去”,是因为“他在当下找到了它们”。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把它们比喻成“在我们心中大喊大叫”、“埋藏在我们心中的奠基者”。从这一比喻我们可以推断,在奥尔森看来,历史已经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当下的行动③表现出来。当下每一次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负载着历史。也只有在当下的行动中,历史才不是静止的、被动的、一成不变的事实,而是积极地展开,在当下发挥作用。所以奥尔森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同时既是我们的祖母(历史)又是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尤其是修昔底德开始,神话(mythos)一词逐渐形成了与理性(logos)相对立的意义。历史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理所当然地与神话对立。所以,很多历史学家把去除历史记录中的神话痕迹视为己任。然而,也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与神话并非对立面的观点开始确立。古希腊的神话作家犹希迈罗斯(Euhemerus)“视神话为纯自然或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隐性叙述”。犹希迈罗斯是神话即历史论者的鼻祖,正因如此,神话即历史论者又名犹希迈罗斯主义者(Euhemerist)。在西方比较神话学研究中,出现了神话即历史学派。

  该学派把神话与历史等同起来,认为神话是关于过去的真实纪录。在当代,列维—斯特劳斯(Levis-Strauss)等人类学家对神话进行了人类学研究,“揭示了神话与信仰、仪式的密切关系,指出了神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理性意义”。人类学神话研究“以确凿的民族之证据证明了神话并非绝对的无稽之谈,原始民族中的‘神话’不仅不是非理性的幻想、不是理性‘历史’的对立物,而是与‘历史’一样具有严格的理性”。

  奥尔森主张神话即历史,并非认为神话具有和历史一样的理性,而是为了强调神话是行动的典范,从而批判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传统,更新这一传统下的价值观。他认为神首先是人,是人世间的英雄。神话来自于人间英雄的史实,是行动的故事。他在1954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针对目前诱导人们偏离中心,从而祸害所有欧洲人、也祸害全世界的历史主义,我应该……阐明历史是什么。”他认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不再“真正地知道”,而是象苏格拉底那样在逻辑与分类中与疏离了自身的存在:“我坦率地认为苏格拉底是始祖,他的方法仍然是准则:‘我要坚持逻辑,进行分类……把你从存在中分出去。’”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获取真正的知识,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反教育(uneducate)自己”。所谓的反教育,就是摒弃理性主义传统中所获得的知识,去探寻真知。奥尔森向我们展示了他探寻真知的途径。他在《大门和中心》一文中把人类历史回溯到荷马之前的古希腊世界,指出人类失去中心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200 年。他认为苏美尔人“精密而出众的力量”使苏美尔成为一个中心,人类文明围绕它而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他发现苏美尔人的领袖不以自我为中心去“推翻或掌控外部现实”,他们行动时,对自身之外的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奥尔森指出:“自然的能量比人强大,然而正因如此,如果人开发出自身之内自然的能量,他对自身的利用在人性化的方向和程度上就是可延展的……”他在同一篇文章提到了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故事。吉尔伽美什是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海洋王朝的奠基者,半神的英雄。但即使像他这样的伟人,也因为贪欲而成为了人们的负担,所以恩吉都(Enkidu)被派去纠正他的错误。奥尔森说:“我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是:它是一个极其准确的神话,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好的人,如果失去了与原生的、源于生殖器的能量及方法的联系,会出什么事。我们的这个先祖民族告诉我们,这样的能量和方法使得人,即参与者,能直接吸收、体验自然的力量。”所以,对于奥尔森来说,神话的意义在于:告诫人们行事时吸收并体验自然的力量。

  主张神话即历史对奥尔森来说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奥尔森在1945 年前一直在美国政府部门供职。他在1945 年获悉罗斯福总统死讯后,决定弃政从文:“那天下午,我着手写《以赛玛利》,就在那个下午,我告别了我的政治前程。”他从政期间目睹了政治对历史的左右:二战期间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决定摒弃旧的历史观。他的题为“The K”的诗歌足以为证。奥尔森称此诗为他的“告别诗”:告别政坛,告别古希腊罗马延续下来的文明和文化。他提出要让现在成为“罗马人、伪君子和基督徒的末日”,让“地球的盐类和矿物回归”。奥尔森立志从古希腊之前的古代文明中寻找新的历史起源。神话以及神秘的远古艺术成为他抗衡理性主义和腐朽的现代文明的工具。

  奥尔森对历史的另一界定——“历史是时间中空间的实践”(“History is the practice of space in time”)——再次强调了行动对于历史的重要性。“时间中空间的实践”有双重含义:既指人在空间中的实践或行动,又指时间的空间化。人的行动势必涉及一个具体的空间或地方,所以奥尔森说:“我把空间当作出生在美国的人的中心事实。”人的行动总在一定的空间展开,这意味着其行动总会受到自身之外的各种自然和现实力量的限制。正因如此,奥尔森在《马克西姆斯诗篇》中,把自我意识融入具有美国本土特征的格罗斯特小镇,书写了区别于欧洲历史的美国史。时间的空间化的前提是行动,在行动中,历史被发现、被使用,这样历时存在被空间化了,成为与现时共时的存在。空间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起点,因此,空间化了的历史意味着人们在行动中可以发现新的起源,这样也就不存在线性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

  总之,无论是“时间中空间的实践”,还是“真正地知道”、个人的过去或神话,行动在奥尔森所定义的历史中都十分关键,奥尔森的历史是人的故事(his-story)、人行动的集合,它的展开、它的发现在于行动。

  2 奥尔森体系中历史与诗歌的跨界

  奥尔森对诗歌的定义是:诗歌“是诗人通过一首诗本身,从他所获得能量处(他会有某些动因),一路传递至读者的能量。”创作诗歌时,诗人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开放的场域”,他必须“每时每刻,都知道现在开始要审视的某些力量”。他要“时时刻刻,跟着前进,保持移动,保持,速度,神经,它们的速度,感知,它们的速度,行动,瞬间的行动”。从奥尔森对历史和诗歌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诗歌的重叠之处。其一,历史和诗歌的创造者都是行动中的、知道如何利用自然能量的人。其二,历史和诗歌都需要个人去发现:历史需要历史学家自己“去寻找”;诗歌需要诗人自己去发现创作过程中每个时刻的感知。其三,历史和诗歌都是能量的传递。奥尔森理想中的历史象诗歌一样,一旦被发现,其能量就能一路传递下去。他不能忍受某些历史发现者或记录者的作法,称他们是“博学的怪物”,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向我们传递隐含于任一过去事件中的能量……”从这些重叠之处我们可以推断,在奥尔森的体系中,历史与诗歌是相互跨界的,诗歌是正在展开的历史,历史是昔日的诗歌。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历史与诗歌的跨界还表现在,历史和诗歌都是经验,都是行动的故事、生命的故事。他认为,诗歌不是主观或客观现象的对应物,即诗歌并非象征性的,诗歌就是事实本身,借用其投射派诗友克里利的话来说就是,诗歌就是“发生的事”。所以,不能因为自我抒情或理性的需要去干预诗歌语言,也就是说,诗歌语言与诗人的当下经验之间不应该有裂痕。同样,历史不是理性的线性叙述,它是人们探寻过去所获得的事实,历史应该就是事实本来的样子。正如他在《特别的历史观》中所言:“在20 世纪的这个时刻,我相信我们有可能像赫拉柯利特公元前500 年所说的那样,不再和我们最熟悉的一切疏离。”对奥尔森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诗歌,都应该直接处理亲历的事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除理性的疏离作用,因为理性总促使人们去分类或解释,从而远离熟悉的事物。

  3 结 语

  虽然奥尔森说“很难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但是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自己的体系内,很好地兼顾了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角色。之所以说是在他自己的体系内,是因为他对历史和诗歌都重新进行了界定,在此界定下,历史和诗歌的界限模糊了,从而解决了同时做诗人和历史学家的问题。奥尔森说很难兼作二者,也许是因为传统赋予二者不同的使命。但他却超越了传统。他在当下的行动中展开诗歌与历史,这样既让他的诗歌找到了不受欧洲传统限制的新的文化根基,也让他的历史不再是文学作品的背景,而是参与了当下意义构塑的活的过去。奥尔森的历史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新的源初,它在当下的行动中被发现,也只有在当下的行动中才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他的历史观呼应了他所认定的人类宇宙的绝对规律:“假如存在任何绝对规律,那么就只有这么一个:你,此刻,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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