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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抗战文献国际合作开发的基本模式

作者:2017-06-24 18:34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献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在此过程中,为保证合作工作持续、稳定、有效地开展,有必要建立一套双方认可、操作性强、具有约束力的机制,即建立一套适用的国际合作模式。合作机制的建立,既是保障每一项具体任务顺利进行的操作规范,也是实现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具体到每一项合作任务,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地位、合作平台的大小、基金储备的多少、文献规模的多寡以及前期交流合作程度等诸多因素。根据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以下简称抗战文献中心”)等机构的工作实践和问卷调查分析,并借鉴和研究民国文献和古籍等专题文献的国际交流合作模式,笔者拟提炼以下6种基本模式,以便学()界在合作实践和学理研究时参考。

  1合作编制文献总目

  抗战文献,是一类客观存在的专题历史文献资料,它承载着其他任何一类文献所无法替代的历史信息。70多年以来,关于抗战文献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学界尚无定论,逞论共识。截至目前,在业界也尚未出版一部完整反映国内抗战文献典藏现状的书目或著作,更没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编目标准和体例。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大缺憾。

  但是,关于抗战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业界却从未间断。根据笔者目力所及,早在1938年,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就联合成立了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开始推动抗战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至19466月,西南联大复员北归时,至少著录有《抗战书目提要》1种、《战事史料集刊》(含丛刊)10余种、《各战区资料长编》14种、《抗战论文索引》3万余条、分类剪贴报纸50大箱等抗战文献初步索引资料。20世纪50年代,重庆图书馆开始整理其馆藏抗战文献,先后于19571958年完成了《重庆图书馆馆藏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第一、二辑和《重庆图书馆馆藏旧期刊目录》等抗战文献基础索引的编写工作;1984年,按《刘国钧分类法》完成馆藏抗战版图书27710种、60041册的分编和分库典藏工作;2009年重庆图书馆启动抗战文献中心建设工作,其基础工作就是普查全市抗战文献典藏情况,并于2011年公开出版了最终成果———《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这些工作,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形式和途径各异,但其内容却趋同,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相当成效,为联合编制抗战文献总目工作,提供了前期基础和有益借鉴。

  据笔者近8年的海内外实地调研结果看,目前国内抗战文献主要典藏机构对文献的整理、编目和典藏等处理方式,大致分为3:

  第一,通行做法是将其混编、混藏在民国文献目录中。如《民国时期总书目》(20),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典藏的战时出版图书收录在册;同时,《总书目》又将战时期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印行的图书等文献排除在外。

  第二,部分机构将其独立编目和典藏。如自20世纪80年代始,重庆图书馆将其相关文献按照《刘国钧分类法》独立编目和典藏;2009抗战文献中心开始编制分类体例和技术标准,以便普查全市重点典藏机构相关档案、文物和文献;2011年,最终以图书、期刊、报纸、图纸4类基本文献为著录基础,形成《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推动重庆市范围内抗战文献独立编目和典藏工作。

  第三,有少数机构基于抗战文献的历史价值、装帧形式、典藏规模和保存条件等现实因素考量,直接将其归类于新善本古籍,并加以编目和典藏。更有甚者,将之直接归类到地方文献。

  在海外,抗战文献的概念对其学()界而言,更是陌生,遑论理解其内涵与外延。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目前海外抗战文献具有典藏规模大、分布区域广、语言种类多、载体形式多样、归类标准极不统一五大特点。通常情况下,海外抗战文献分为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两大类。中文文献,一般又按照其本体形式分为图书、期刊、手稿、信函、札记、图片和影像等类别,并分散于各自机构的不同部(),诸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手稿部音像部图片部等部()均有相关文献典藏。至于西文文献的本体分类,那就更是千差万别,加之著录方式迥异等实际情况,为抗战文献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合作开发与利用,平添了不少困难和障碍。

  基于以上调研结论,为促进和推动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第一步应该是,从宏观上把握海内外相关文献的总体概况和分布态势,而编制联合总目录又是实现摸清文献基本情况的基础。因此,规范抗战文献的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实现分目录交换和联合总目编制,以至建立总目录数据库等工作,是奠定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主要步骤和必经途径。

  1.1统一文献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

  抗战文献的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应以中国通行规范为主导,可以参照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以下简称“CADAL”)项目执行中,规范中外文献典藏机构联合编目的著录要素标准等较为成熟的案例,制订统一标准,供海内外各典藏机构参照,或派专业编目人员前往协助编目,力求统一。

  一般而言,普通文献应按照《中图分类法》(第五版)进行归类,依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进行著录;纸质文献和实体文献(文物)的归类和著录,国际上采用的标准差异极大,需要召开相关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商讨切实可行的统一标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

  促进和实现抗战文献典藏机构间的联合编目,由于没有先例借鉴,不妨参考台北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关于古籍联合编目的案例,援引其程序、途径、方法和具体操作规范。众所周知,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文献收藏丰富,其中文古籍及敦煌资料之典藏,为欧洲汉学重镇,但部分古籍著录未臻完整。为实现台北和法国关于中文古籍联合编目任务,201446月两馆签署了《中文古籍合作编目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确认应用台北国家图书馆古籍编目技术标准,并由台北方面派出擅长法语且熟悉编目的专业人员,前往法国,协助其国家图书馆整理中文善本书等编目工作。

  1.2文献目录的整理与交换

  目前,国内外关于抗战文献的目录整理工作,尚属起步阶段,情况非常复杂。部分典藏机构虽有抗战文献的信息,但绝大多数尚需进行甄别、归类、建档和编目等基础工作。例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图书馆均有大量相关文献信息,而且比较完整。但是,这部分档案文献均散落在其典藏文献的总目中,需要精通英语、日语、俄语、德语等语种,且熟悉中国抗日战争史及编目工作的专业人员加以筛选、甄别和整理。又如,台北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有相对完整的抗战档案文献信息,但是二者的文献目录均按照档案分类法进行归类和编目,其中包含大量非抗战时期的档案文献,有必要重新筛选、甄别和编目,方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台湾地区抗战文献目录。

  另外,部分海外典藏机构,由于人员编制少、工作任务重,业务重心亦不在抗战文献的整理上面,因此,这部分机构缺乏相对完整的文献信息。据笔者实地调研的数据表明,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典型的工作人员少、业务范围广、具体工作重的重要抗战档案文献典藏机构的代表。同时,该两馆还兼顾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相关职能。针对这部分典藏机构的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派出专业人员,或委托第三方,协助其整理、编制、完善典藏抗战文献目录。

  这方面工作,可以参照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关于日本国内亚洲主要历史材料的调查项目的操作模式。自2006年开始,该中心委托神田外语大学对其国内几乎所有的各级政府资料室,各企事业单位及研究机构图书室,各类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等文献典藏单位的亚洲文献典藏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神田外语大学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其国内存相关文献进行了地毯式普查。该项目历时5年,截止2011年,连续发布3次《日本国内亚洲主要历史材料调查报告》、《调查概要分析》和《收藏机构总揽》,将日本境内所有亚洲文献调查清楚,并编制了完整的文献目录。

  1.3编制抗战文献联合目录

  以上两项工作完成后,即完成了各国所属抗战文献目录交换和合作的基础工作,为实现编制抗战文献联合总目,创建联合总目录数据库的中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余下的工作就只是文献目录翻译及合作权利与义务的谈判等技术性问题了。在大规模文献目录数据交换、共享方面,可以参照“CADAL”项目或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的成功案例。如2006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与公文书馆、防卫省、外务省等机构合作,建立了具有80万条目录数据的数据库,进而利用数字化技术,建成1270万电子图像专题全文数据库,为全世界使用者和研究者提供免费下载。

  2文献购买模式

  购买模式,是抗战文献国际交流中最直接、最实用的合作形式,它的优势除了可以一次性解决文献本体的所有权、文献文本的版权及使用权,规避后期不确定的潜在风险外,还可以直接充实馆藏,增加藏量。但是,购买模式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抗战版实体文献的出让机构非常有限。据笔者调查所获数据表明,目前能够出让实体抗战版文献的主体,主要是海内外个人或民间团体;且文献规模和价值均极其有限。第二,文献出让方提出的价格非常昂贵,若规模购买,总价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其三,购买模式针对文献本体,主要是二次文献汇编,或数字化一次档案文献或纪录片。换句话说,目前所能购买的抗战文献,主体不是原始文献,仅为其数字化件、复制品或开发品。

  尽管如此,购买模式仍然是当前国内各机构执行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究其原因,或许是该项文献的国际交流合作尚属起步阶段,典藏机构之间缺乏相应体制机制保障和成熟模式借鉴。

  例如,2011年以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从美国和日本征集和购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档案文献资料,并整理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东京审判历史图片集》。20092014年间,重庆抗战文献中心分别从台湾地区的国史馆党史馆中研院近史所等机构,购回近300种、5000余册二次文献;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购回近1760卷、计22万余页档案(数字化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购回20卷、18000余页档案(胶片件);接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赠送的地图室、安全秘书处21卷、2000余页档案(数字化件)等。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目前抗战文献国际合作模式的基本形式,仍属购买模式。

  3联合开发模式

  抗战文献的合作开发模式,是目前海内外典藏机构间最经济、最适用的一种合作形式。但是,国内典藏机构还没有大规模采用此种模式,即没有大规模参与国际间合作的先例。

  国际合作开发模式,有两种基本形式:

  其一,通过谈判,确定典藏机构在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形成协议文件。根据协议文本,合作双方分别提供其所藏文献数字化件,以共同建设全文数据库平台,从而展开合作的一种模式。

  其二,针对某类规模庞大的实体文献的开发利用,而展开的专项合作形式,即文献原典藏机构提供文献,合作方提供资金和技术,将文献数字化或缩微化,以便建设全文数据库或委托第三方出让使用权的合作模式。此类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合作双方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联合开发、共建共享、互利互惠的目的。但是,其最大风险在于合作期间或后期,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因而产生纠纷,甚至导致合作的终止或无限期地迟滞。

  截至目前,关于专题文献的联合开发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胡佛研究所与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合作开发苏联档案的案例中进行总结或吸取。19924月,俄罗斯联邦档案管理局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国查德威克希利公司三方签订跨世纪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文本规定,三方预计在至少5年的时间里斥资300500万美元,对包括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在内的,俄联邦国家档案管理局管辖的3个最主要的档案馆所保管的数十亿页档案进行分类、编目,并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资料,拍成缩微胶卷出版。胡佛研究所方面向俄罗斯档案馆提供250万美元,用于把苏联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工程的开销。具体安排是,把保存在俄罗斯的苏联政府、博物馆和两个苏联共产党档案馆的2500万页档案,制成2.5万个缩微胶卷。但是,由于1993默里斯事件突发情况的出现,曾两度对合作产生严重影响,直到该年6月,此项目耗资180万美元,只完成大约6400个缩微胶卷的制作,而寿终正寝。

  4项目合作模式

  项目合作模式,是以具体专题项目研究为纽带,实现典藏机构间文献交流合作的形式。此类合作模式,最大优势是合作目的针对性强,即围绕某类专题文献的征集、利用和研究等工作展开合作。毋庸讳言,此种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合作对象主体面非常狭窄,合作周期长,成效不易凸显。在项目合作方面,重庆图书馆、抗战文献中心做了两次比较成功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中,201212月重庆抗战文献中心”(以下简称CCLD)、西南大学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RC)与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英国国家档案馆签署协议,就西方战时重庆研究项目展开合作。此项目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英国国家档案馆典藏的战时英国驻华使()馆档案。该项目于20131月启动,由CCLDCRC联合资助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6000英镑经费,以便其开展项目研究。同时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有责任和义务帮助CCLDCRC识别、收集、购买英国国家档案馆典藏与战时重庆的相关档案文献,协助CCLDCRC人员去英国收集相关档案,提供必要的帮助等。

  5捐赠托管模式

  捐赠托管模式,是目前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合作形式。此类合作模式是建立在合作双方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并以协议文本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即捐赠或托管方,将档案文献以特定形式捐赠或托管于承接方,并特别约定档案文献的产权、版权、使用范围、保管期限等条件;而承接方则按照约定负责档案文献的整理、保护、典藏等义务,同时拥有约定的复制、典藏、研究和利用等权利。

  根据笔者调研数据表明,捐赠托管模式的实现,必须符合两方面条件:其一,就捐赠或委托方而言,首先必须具备档案文献的法定产权、文献文本确实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其二,就承接方而言,首先必须具备文献本体的整理、修复、保存技术和设施设备,且具备雄厚的文献文本研究能力和国际信誉,即文献品牌效应”;必须拥有相似文献的典藏规模,以便形成文献典藏和利用的马太效应”;必须与捐赠或托管方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国际上看,执行捐赠托管模式最成功的案例,是胡佛研究所对全球上千名近代历史人物私人档案文书的成功引进。2004年前后,胡佛研究所通过各种渠道,抓住有利时机,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以捐赠或托管方式,成功实现以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陈立夫档案和孙立人档案为标志的一大批稀见且珍贵抗战档案文献的落户。截止目前,除蒋经国日记尚未开放外,其他文献均已经过整理和加工,并悉数开放,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6文献交换模式

  关于抗战文献的国际合作模式,还有文献交换模式。此种形式主要是针对尚未数字化、典藏机构尚存复本的原始文献,而且明确提出用双方的文献复本交换,以弥补文献缺藏,或明确提出双方用一次文献、原始档案的数字化件互换缺藏。如海外某典藏机构相关人员明确告知,他们希望采取文献互换的模式进行合作。但是,截止今日,国内相关典藏机构尚未采用这一模式,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法律法规的束缚。

  综上所述,我国业界关于抗战文献开发利用的国际交流合作工作已零星开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学界关于此项工作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业界在执行国际交流合作工作时,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因此,图书馆界为适应此项工作的基本趋势和要求,只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逐渐形成一套适用的机制和模式,从而促进和推动我国抗战文献资源建设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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