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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亚里士多德倡导有德性的政治生活

作者:2017-05-25 14:29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基本问题。亚里士多德把这一追问置于他的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的开端,对他来说,幸福(eudaimonia)是人所能实现的最高的善,也就是对人而言最好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从第一卷提出这一问题,到中间部分的展开,到第十卷的总结,始终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发。最好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不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众说纷纭,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论证更是充满了争议,本文试图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文本内部找到一条理解的路径。

  一、沉思作为最好的生活

  借用希腊传统中关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提出,有三种主要的生活方式可供人们选择:第一种,为大多数人所奉行的、最为流行的是享乐的生活,因为他们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第二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第三种,沉思的生活。那么,在这三种生活方式之中,哪一种最值得选择?亚里士多德首先强烈批判了一般人所过的享乐的生活,他称这种生活为奴性的、动物式的生活。接下来,对于通常所理解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也提出批评:那些有品位的人和爱活动的人则把荣誉等同于幸福,因为荣誉可以说就是政治生活的目的。然而对于我们所追求的善来说,荣誉显得太肤浅。显然,一般人向往的享乐的生活和以荣誉为目标的政治生活都不可能是亚里士多德所寻找的幸福或好生活。为了回答什么是幸福,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这样几条标准:第一,人们的行动和实践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目的链条,选择一项行动以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以此类推,直到抵达一个不存在外在目的而仅以自身为目的的目的,就是最高的目的。幸福就应当是这样一种最高的目的,仅因其自身之故而从不因他物而值得选择。第二,幸福应当无所缺乏,即具有自足性。第三,幸福应当是灵魂的某种实现活动。这一点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功能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实现活动,这一特定活动由潜在到实现就是达到这一事物的目的,实现其自然(本性)。有生命事物的实现活动是由其特有的灵魂的功能(ergon)决定的。不同层次的灵魂对应于不同的功能:最低的植物性灵魂对应于生命的营养和生长活动;更高的动物性灵魂对应于感觉、欲望和运动;最高的灵魂对应于理性的活动,为人类所独有。

  每一事物的善就在于完成属于它的特有的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据此推论出对人而言的善:我们说人的活动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理性(logos)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贵地完善这种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在以合乎它特有的德性的方式完成时就是完成得良好的;那么,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的、最完善(teleios)的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什么是人的灵魂中最好的、最完善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中有理性的部分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严格意义上具有理性,另一个部分(如欲望、情感)则在听从理性的意义上分有理性。与此相对应,德性也被区分为两部分:对应于听从理性意义上的德性被称为道德德性,而对应于严格意义上的理性部分的德性被称为理智德性。显然,就道德德性仅在听从理性的意义上分有理性而言,它低于对应于严格理性的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又把灵魂中有理性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划分:一个部分思考始因不变的那些事物,称之为理论理性;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其中又分为制作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理智德性中,技艺是制作的理性,实践智慧是实践理性,而科学、智慧和努斯(nous)属于理论理性。政治生活是有关于人的事物,是可变的事物,因此,实践智慧与人的事物相关。科学、智慧和努斯思考不变的事物,亦即最高的事物,如组成宇宙的天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远比人更优越。亚里士多德论证说,努斯是我们身上最高的部分,也是最具神性的部分,因为努斯思考始点,而始点是最好的知识对象。

  如果说努斯是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那么显然努斯的实现活动就是最好的德性的实现活动,这就是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六到八章,当亚里士多德重新回到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时,他明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贵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在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teleia)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

  到这里,对最好的生活的追寻终于有了答案:沉思;而遵循实践智慧和道德德性的生活,或者说政治的、实践的生活只是次好的生活。这一结论是亚里士多德灵魂功能论的必然结果:在灵魂中,严格意义上有理性的部分高于仅在听从理性意义上分有理性的部分,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因此它们所分别对应的实现活动的高下也就可以推知了。努斯是人的灵魂中最高的部分,其实现活动沉思就是最好的生活。对比之下,依赖于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政治生活就只能成为次好的选择。因为道德德性与灵魂的非理性或者仅仅听从理性的部分相关,而实践智慧与理性中较低的部分实践理性相关。

  二、政治生活的缺陷

  为什么符合实践智慧与道德原则的政治生活只能是次好的?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为什么努斯的实现活动沉思是最好的生活时,列举了六条论证。可以说,其中的每一条既是对沉思生活的优越性的论证,也同时是对政治生活的缺陷的论证:

  1. 实现活动

  沉思是我们之中最高的部分———努斯的实现活动,而道德德性在许多方面都与感情相关,有些实践与感情还产生于肉体,由于它们都涉及感情,它们必定都与人的混合(syntheton)的本性相关。因此,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

  2. 持久性

  在讨论人的实现活动的持久性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合德性的活动具有持久的性质,其中,最高级的活动就更持久。最幸福的人把他们的生命的最大部分最持续地用在这些活动上,所以,幸福的人拥有稳定性,并且在一生中幸福。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出了合德性的活动其持久性的程度之别,既然沉思是幸福的人所从事的最高级的实现活动,它也必然最持久。

  3. 快乐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应当包含既纯净又持久的快乐,而爱智慧(philosophia)的活动正是所有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那么符合道德德性的活动是否也满足这样的要求呢?不幸的是,尽管并非总如此,但德性仍然常常与某种恶或者坏运气相伴,这时德性表现为对恶的反抗,或者在坏运气中的高贵。也就是说,恶或者坏运气成为了德性的前提。比如邻家失火,我得以表现勇敢;有人陷于贫困,我得以表现慷慨,等等。人的生活中,总是离不开这样那样的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处境,这时候有德性的人会高贵地面对这样的命运,并且合德性的活动本身是令人快乐的,但就其作为前提条件的痛苦而言,这种展现德性的处境与没有遭遇不幸的处境相比,后者更可欲。道德实践的生活是我们所面临各种处境时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但这不是绝对最好的处境。

  4. 自足性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本身都需要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沉思的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几乎可以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外物的存在反而可能成为沉思的累赘。但对于道德实践活动来说,没有那些外在的条件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贵的事。许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条件。例如,慷慨的人要做慷慨的事就要有财产,公正的人需要用钱对他人进行回报,依赖于外物的同时也意味着依赖于运气。因此,道德实践活动不能说是自足的。

  5. 外在目标

  幸福作为最高的善仅以自身为目的: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为它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选择它。而荣誉、快乐、努斯和每种德性,我们固然因它们自身之故而选择它们(因为即使它们不带有进一步的好处我们也会选择它们),但是我们也为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其他活动相比,沉思是唯一因其自身之故而被人们喜爱的。因为它除了所沉思的问题之外不产生任何东西。而在实践的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寻求某种外在目标和结果。

  6. 闲暇

  幸福被认为存在于闲暇当中,因为忙碌是为了获得闲暇,正如战争是为了实现和平。虽然在政治与战争的实现活动中可以表现德性,但这两种实践都没有闲暇。亚里士多德承认政治与战争在实践的活动中最为高贵和伟大,但它们不像哲学沉思那样与闲暇相伴,所以,幸福的生活不能以忙碌的政治生活或战争本身为目标。

  在哲学沉思的对照中,政治生活暴露出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缺陷是可以在人类的道德实践范围内纠正和弥补的,比如在上文的第五条论证中,以荣誉等外在的善为目标是政治生活的缺陷。本文将论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一缺陷并非政治生活所固有的,通过道德的完善可以修正以争夺权力和荣誉为目标的政治活动,这些可纠正的缺陷可以称之为道德缺陷。但另一类缺陷却不可能得到纠正:除去第五条之外,人的混合的本性,持久性的不足,德性的展现常常与厄运相伴。任何实践活动都一定程度上依赖外物和运气,最为高贵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有闲暇,等等,都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即便经过人的道德努力克服一切可能克服的缺陷,政治生活在沉思这一最高实现活动的对比下依然是不完满的。或者说,道德实践和政治生活存在着永恒的缺陷,这种缺陷可以称之为政治生活的固有缺陷,它是由人的本性和境况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说,沉思生活优于政治生活是绝对的。

  三、人的境况:神性与人性

  不要理会有人说,人就要想人的事,有死的存在就要想有死的存在的事。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因为这个部分虽然很小,它的能力与荣耀却远超过身体的其他部分。最后,这个部分也似乎就是人自身。因为它是人身上主宰的、较好的部分。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属于一种存在自身的东西就对于它最好、最愉悦。同样,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努斯是人的灵魂中具有神性的部分,所以亚里士多德把这一部分的实现活动———沉思视为最好的生活。问题在于: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人是自身中最具神性的部分?还是其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加上不同程度具有理性的部分的总和?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是自己的灵魂,甚至是灵魂中最高的部分———努斯。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把人看作一种混合物:人是肉体和灵魂的混合,或者按照他在《形而上学》中的概念,人是形式(灵魂)与质料(肉体)的复合,即形式在质料中的实现。作为混合物的人衔接着神与自然世界:作为肉体性的动物,他是自然世界的产物;而作为努斯,他是一种从事神圣活动的非物质性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双重认识反映在他的灵魂功能论中。亚里士多德的确常常把灵魂的一部分功能等同于人本身,比如他把一个人的理性等同于人本身,但他的理性有不同的含义。有时,作为可以指导行动、控制感情的理性,被亚里士多德等同于人的或者是实践理性,或者是理性的全部,即实践的、制作的和理论的理性。然而亚里士多德又多次明确地将人等同于灵魂中最高的部分———努斯。部分被等同于整体会面临逻辑上的困难。严格地说,如果人被等同于他的灵魂的最高部分,那么实践理性、听从理性和无理性的部分就不再是人的组成成分,而只能是理论理性的必要的实现条件。换言之,人被等同于自身中的神性部分,就意味着人被等同于神。

  最终,亚里士多德把沉思这一最好的生活归之于神。尽管沉思生活是绝对最好的生活,但它并不是人可能完全选择的生活,它超越了人性的可能。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就在于这种活动。但是,这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因为,一个人不是以他的人的东西,而是以他自身中的神性的东西,而过这种生活……如果努斯是与人的东西不同的神性的东西,这种生活就是与人的生活不同的神性的生活。那么,在这种属神的生活的对照中,人的境况究竟如何呢?德性与人的境况相伴,然而在神看来,人的道德实践和政治生活不仅仅存在六个方面的缺陷,它甚至是荒唐的、琐碎不堪的。对神来说,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神最被我们看作是享得福祉和幸福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哪种行为归于它们呢?公正的行为?但是,说众神也相互交易、还钱等等岂不荒唐?勇敢———为高贵而经受恐惧与危险的行为?慷慨的行为?那么是对谁慷慨呢?而且,设想它们真的有货币等等东西就太可笑了。它们的节制的行为又是什么样呢?称赞神没有坏的欲望岂不是多此一举?如果我们一条一条地看,就可以看到用哪一种行为来说神都失之琐细、不值一提。

  人的灵魂中有神性的因素,也有动物性的因素,前者是最高的理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超理性”;人的动物性因素则是灵魂中的非理性或仅在听从理性意义上分有理性。但就人的特殊性而言,人是介于神与野兽之间的事物。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的一种可能的表述是:每一事物的本性决定于它特有的功能———植物的营养与生长,动物的感觉与运动。如果把努斯作为神的特有的活动,那么属于人的特有的活动就是实践理性和与其相关的部分。所以,亚里士多德论证说:道德德性是实践智慧的始点,实践智慧则使得道德德性正确。由于它们都涉及感情,它们必定都与混合的本性相关。而混合本性的德性完全是属人的。所以,合于这种德性的生活与幸福也完全是属人的。努斯的德性则是分离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所寻找的不是绝对的最好的生活,而是对于人而言最好的生活的话,那么,显然,如他所说,符合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的生活与幸福才完全是属人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本性上属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人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人要追求自足的生活就只能生活在城邦之中。如果脱离城邦,他或者高于人,或者低于人:不是神就是野兽。人们认为,完满的善应当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自足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人过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城邦同胞,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

  四、追求德性的政治生活

  在绝对的意义上,道德实践的政治生活与哲学沉思的生活相比只能是次好的。在神的眼中,人类的道德是琐碎而不值一提的。超越了德性人就成为神……神性高过德性。但是否因此人类的政治生活就不值得过?人的命运是否只能是以神的眼光悲剧性地看待自己无法超越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相比,政治生活存在永远不可消除的缺陷,但人类生活在其可能性限度内是否仍然能够追求一种完善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之所以鼓励有死的人去思考不朽的事情,是因为即便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的生活,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亚里士多德试图让人以自己的神性的部分去接近神的生活。此时人在努力超越自己混合的本性,而实现自己最真实意义上的作为灵魂的存在。但人就其为人而言,这一对神性生活的接近是有限度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道:沉思的活动最好、最愉悦,神永远处于这一状态之中,我们只能时或得之……”与神相比,人生活在时间之中,人也必须有所行动。人既是有质料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他无法完全摆脱人的境况的各种缺陷。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自足的。我们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得到食物和其他的照料。

  那种完全脱离城邦的沉思生活超越了人性的可能,哲学活动如果仍有可能,其存在必须以在城邦之中为基础,不是作为与政治生活对立且不相容的生活方式,而是与政治生活相结合,过一种混合的生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性的实现,即人的自然目的是追求德性的完满。理想状况下,这包括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两方面。尽管对理智德性的追求更神圣,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摒弃那种以追求身体的善和外在善为目标的享乐的生活,也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从事沉思活动。同时,对于道德德性的追求也是人性实现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活动是本身即值得选择,自身即善的。让我们再次回到希腊传统中关于生活方式的划分。亚里士多德在评价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三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时候,对以荣誉为目标的政治生活进行了批评,而这也正是他在论证沉思生活作为最好的生活的六项论证中的一项,即政治生活并非因其自身之故而被选择,而是追求外在于它自身的目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多次断定,好的行动是自身即善的事物。合乎德性的行为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譬如说,正义的或节制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一个人还必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之故而选择它的。这一看似前后矛盾的表述实际上反映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目的的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目的:第一种只因更高的目的而被选择,这时它只是更高目的的手段,比如财富;第二种则只因自身而被选择,而从不成为更高目的的手段,这一唯一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第三种对于荣誉、快乐、努斯和每种德性,我们既为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也因它们自身之故而选择它们。其中,荣誉虽然是一种自身即善的事物,但它又是一种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应当过度追求外在善;而德性既是自身即善的,又是灵魂的善,因此德性的获得多多益善。

  亚里士多德重点批判的是那种错误的政治生活观念:以权力和荣誉为最高目标的政治生活。政治总是追求着政治之外的某种东西,即权力与荣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权力与荣誉都是外在的善,不应当成为有道德之士的追求目标。并且,权力和荣誉都是竞争性的善。一个人对权力和荣誉的渴望和追求意味着对其他人同样要求的剥夺和侵犯。爱荣誉者总希望自己比他人得到更多的荣耀,爱权力者很难避免追求支配他人的不正当的欲望。对于统治者而言,这种渴望容易造成对被统治者的不正义行为以及统治者之间的不正义,从而导致仇恨、冲突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也许可以想象,对这种错误的政治生活的纠正可以通过进入沉思生活来实现,但这样一来政治生活被摆脱了,而非被纠正了。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通过道德完善来纠正错误的政治生活观念的可能。

  那些有品位的人和爱活动的人则把荣誉等同于幸福,因为荣誉可以说就是政治生活的目的。然而对于我们所追求的善来说,荣誉显得太肤浅。因为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非取决于接受者,而我们的直觉是,善是一个人的属己的、不易被拿走的东西……此外,人们寻求从有智慧的人和认识他们的人那里得到荣誉,并且是因德性而得到荣誉。这就表明,德性在热衷于行动的人们看来是比荣誉更大的善,甚至还可以假定它比荣誉更加是政治生活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欧德谟伦理学》中论述道:我们也看到所有有机会选择的人所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即政治的、哲学的和享乐的生活。其中,哲学的生活向往智慧和对真理的沉思,政治生活追求高贵的(kalos)行动(即源自于德性的行动),享乐的生活则追求肉体的快乐。

  德性高于荣誉,如果说通常理解的政治生活以荣誉为目的,那么以道德完善为目的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提出了第四种生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追求高贵的行动(即源自于德性的行动)的政治生活。有些人选择这些(善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名誉,因为他们甚至在得不到名誉的时候也这样做。把大多数参与政治的人称为政治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政治家是那些因其自身之故而有目的地选择高贵的行动的人,而大多数人投入政治生活是为了钱或者利益。”(《欧德谟伦理学》) 以自身即善的行动为目标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正确理解的政治生活,它既不同于以荣誉为目的的政治生活,也不同于哲学沉思的生活。这提供了一种可能:以追求德性的道德实践纠正政治生活的缺陷是可以实现的。固然,这种生活仍然无法消除与人的境况所联系的各种缺陷,但就在人之所能的限度内,它已无所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亚里士多德没有提供完善政治生活的方案而建议直接脱离政治生活进入哲学沉思,那么他的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就会缺失一个人之为人的重要层次。在实践智慧指导的道德实践中纠正政治生活的缺陷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以道德完善为目标的生活本身是值得选择的好生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对德性的追求正应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任务,也只有在城邦生活之中才能够实现,因为德性的培养需要习惯和城邦法律的塑造。因此,他的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必然从伦理学进入政治学,通过寻求好的政体来保证城邦公民追求幸福,即有德性的生活。同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追求德性的能力已经自然地存在于人类灵魂之中,换言之,它正是人之自然目的的实现。德性所依赖的力量是实践智慧,要纠正政治生活中的道德缺陷,需要以实践智慧引导道德德性。实践智慧要求道德德性的统一性,而这种以追求德性的完善为目的的政治生活是人应当追求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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